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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剑风,冷兵器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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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是一种古老的刺击性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自殷商时期出现后,就被罩上了神秘的光环。在古代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其他兵器只能望其项背的 崇高地位。布衣百姓、文人墨客、侠客武士、帝王诸侯无不对其敬爱有加。人们或击或舞,或佩或吟,尚而成风,经久不衰。

     

    一、帝王尚剑之风

     

    由于在远古战争中的地位显赫,剑不仅受到兵家的喜爱,而且成了许多帝王、诸侯的珍爱之物,一些帝王甚至爱剑成癖。如春秋战国时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地 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莒国的国王亦“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

    古代帝王不仅爱剑,而且均以名剑备之。如《古今刀剑录》载:“夏禹子启有铜剑一,上刻二十八宿之,殷太甲有定光剑,周简王有骏剑,秦始皇有定秦剑,汉 高祖刘邦有赤霄剑,汉文帝有神龟剑,王莽有神剑。”而一些帝王的藏剑还不止一把,如《吴越春秋》载:“吴王有宝剑二,日雌、雄;赵王允常有宝剑五,名日纯 钧、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越王勾践有宝剑八,分别取名为掩日、断水、转魂、悬剪、惊鲵、灭魂、却邪、真、刚(《拾遗记》)。

    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有宝剑六,分日白虹、紫电、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古今图书集成·刀剑部》)。蜀王刘备亦铸有宝剑八柄,除自佩一柄外,余者分 别赐于太子刘禅、粱王理、钱王永、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古今刀剑录》)。魏王曹操一家更是爱剑如痴,曹操有孟德剑,曹丕有百辟、飞景、流光、华铤 等剑(《百川学海》)。

    除史书记载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湖北、安徽、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挖掘出了大量与帝王和诸侯有关的宝剑。如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中 山靖王刘胜剑、努尔哈赤剑、李秀成剑、秦始皇剑等。帝王尚剑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帝王之剑,不仅造型优美,形制多样,装饰华丽,而且铸造精良,寒光熠熠,锋利无比。如古籍记载:“汉高祖的赤霄剑,以七采珠、九华玉为饰,杂厕五 色琉璃为剑匣,剑在空中,光景犹照于外。开匣拔鞘,辄有风光,光彩照人。”帝王之剑被如此形容,并非虚夸。197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 剑就精美无比。此剑长55.6厘米,剑刃成流线型,剑格两面用绿松石和极其珍稀的蓝色琉璃镶嵌成云纹和兽面纹,剑身经过硫化处理,暗呈菱形花纹。虽在地下 掩埋了2000多年,却依然光洁如新,毫无锈蚀,俨然有水溢冰释之感。

     

    二、击剑之风

     

    击剑是古代剑术发展的最主要形式之一。作为军阵格斗的主要武器,两军对垒,举剑相击,自不必言。据考证,我国古代的击剑之风源于战国时期,当时残暴的 统治者以观赏击剑为乐。据古籍记载:“吴王好剑客,百娃多剑瘢”(《管子》)。“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 不厌。”(《庄子·说剑》)。《庄子》还记载了当时击剑的情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绥,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

    汉代,击剑虽已脱离了残暴性,但是仍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人们常常以击剑来衡量一个人剑术水平的高低。如《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载:“太子学用剑,自以 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北堂书抄》载有:“甘蔗为仗,以单攻复,以短乘长。”《世语》记载了曹操在董卓手下为将时, 手舞利剑杀八员守卫而逃。《典论·自序》中亦有有关魏文帝曹丕“与奋威将军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再战又正截其颡”的记载。

    从我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击剑在汉代非常流行。如成都出土的“剑戟对刺图”,河南唐河、郑州和陕北刘家沟出土的“对刺图”“击剑图”“剑对钺” 等。这些画面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击剑的惊险场面。此外,在我国的许多石窟,如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亦有很多记载击剑的壁画。在击剑之风的影响 下,我国古代涌现出了不少击剑名家,如越女、袁公、鲁石公等。刘向在《说苑》中就生动地描写了鲁石公快速敏捷、若即若离、应敌而动的高超剑技——“鲁石公 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昀穆无穷,变无形象,复柔委从,如影如响,如龙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庄子·说剑》亦云:“夫为剑 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吴越春秋·卷九》中也记载了越女对击剑的论述:“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见之似好妇,夺之似 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越女不仅精辟地阐述了击剑中动与静、快 与慢、攻与守、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形与神等矛盾的辩证关系,而且还述及到有关动作速度、路线、呼吸等方面的要求,把机动灵活、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的 战术要素阐述得淋漓尽致,反映出击剑技术在当时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舞剑之风

     

    舞剑是古代剑术发展的另一主要形式,周秦时已有记载。《孔子·家语》载:“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汉时不仅有单人舞剑,而且出现了双人和多人舞 剑,如著名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汉画、汉砖中的“汉代武士舞剑图”“丸剑画像砖”等。丝绸之路贯通后,随着西域“百戏”的东渐,舞剑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了 飞速发展,而且其表演技法也日臻完善,形成了具有纯表演形式的套路。唐代以后,随着外来舞蹈的盛行,舞剑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西域舞蹈的身法和表演技巧,其 演练内容和演练效果更加突出,成为深受百姓喜爱的一项非常别致的运动,并有专门的舞剑台。如著名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描写到:“昔有佳 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弈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只有在舞剑时做连续 快速的云、撩、劈、刺、挂以及腕花等动作,做到手、眼、身法、步高度协调,节奏分明,劲力充足时才能达到如此精妙的效果。至明清后,剑术套路的创编和演练 已蔚然成风。不仅有单人、双人、集体等多种舞剑形式,而且门类颇多,如单剑、双剑,单手剑、双手剑,短穗剑、长穗剑,以及太极剑、八卦剑、武当剑、峨嵋剑 等,其套路更是数不胜数。

     

    四、佩剑之风

     

    据史书记载,早在西周末春秋初,我国已有佩剑。战国时佩剑之风盛行,腰间悬剑己成为区分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显示男子仪表和风度的重要装饰。 《说苑·反质》就记载了身处富贵之乡的经候“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不可一世的形象。即便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也常常佩剑,只是剑的 质地稍逊罢了。《史记·秦本记》《考工记》《汉书·隽不疑传》等史料中均有关于佩剑的记载。汉时,佩剑已成为一种礼仪制度,“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并规 定剑必须佩在身体左侧。隋唐时期,佩剑与封建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有了严格的等级,官品不一,佩带各异。《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 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三等散品名号候并四、五品,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以下,直通郎以上,佩象剑。”佩剑成了表示身份贵 贱的标志,即使一些不会剑术、手无敷鸡之力的人,为了炫耀自己也佩剑。一时间,佩剑之风到了滥觞的地步。

    最有意思的是剑后来竟成为道教的法器,道士每逢登坛做法,收妖伏魔时,必手持宝剑,念咒施法,剑竟成了法力无边的神器。在民间,人们亦常悬剑于屋内或 置于枕下,镇邪避妖,以求平安,成为一种奇特的社会习俗。

     

    五、文人习剑吟剑之风

     

    古代,剑不仅受到兵家、侠客、帝王的喜爱,而且也深受文人的喜爱。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路就豪勇有武,常身着戎装,仗剑而舞(《孔子家语》);大 文学家司马相如“好读书击剑”(《汉书·司马相如传》);伶人东方朔“十五学击剑”(《汉书·东方朔传》);舞剑吟诗成为文人修养的一种标志。正如我国著 名教育家章太炎先生所言,汉时学者文人“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

    唐代,文人习剑之风尤盛,并以剑赋诗。许多文人一生抚剑吟诗,以剑寄情,抒发自己的壮志情怀和报国志向。如陆游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十年学剑勇成癖”“负琴腰剑成三友”“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诗圣杜甫屡屡“酒阑插剑,拔剑欲与蛟龙斗”,满腔意气流露于笔端。诗仙李白不仅有“斗 酒诗百篇”的才气,而且从少时即酷爱剑术,常常持剑面舞,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一生与剑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我们留下了“三杯拔剑舞龙泉”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等佳句。

    宋代,在士人之间还流传着“中夜闻鸡鸣,剑光烛牛斗”,论诗说剑,舞剑灯前的好剑遗风。如精于工文、善射、喜击剑的独孤景略,爱剑如痴的戴复古、赵希 臣、范希文、葛长庚等衣冠之士。此外还有高适的“岂知书剑老风生”,王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的千古绝唱,表现出了诗剑结缘的文化景观,它 与我国历史上以武犯禁的侠客相对应,一文一武交相辉映,成了剑文化的又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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