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隆美尔和古德里安被后人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三大名将，著名陆军战术“闪电战”创始人。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绝对是助纣为虐的法西斯帮凶，对别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是希特勒祸害天下的杀手。而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过人的军事素质,出色的军事指挥艺术，对世界军事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确实值得后人研究。与那些制造屠杀的纳粹德国政客们和党卫军首脑相比，身为正规的德国国防军优秀将领的他们还算清白，他们虽在希特勒的战争中策划指挥，却反对纳粹的屠杀和灭绝政策，更没有参与屠杀暴行。也许正因为这点，加上他们令人惊叹的军事造诣，使他们赢得了敌国的尊敬和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客观评价。
一、生平事迹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Heinz Wilhelm Guderian) 于1888年6月17日生于但泽南部魏克塞尔河附近的Culm（当时属德国，现属波兰）。从 1901年到1907年，他就读于军事学校和柏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作为一名准尉加入了他父亲指挥部队。1908年，他到梅斯的军事学院学习，晋升为少尉，后又回到了原部队。1911年，古德里安和Margarete Goerne相爱，但他父亲认为他还太年轻而不应该过早结婚，因此派他到第三无线电营执行任务。1913年，他终于和Margarete结婚，他们生有两个儿子，二战期间都跟随装甲部队作战，老大后来成为了一名将军。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他与在汉罗福省驻防时相识的玛加丽特哥尔尼小姐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骑兵部队担任指挥官和参谋。１９２２年，他调到陆军运输处，开始确立机械化观念。青年时的古德里安，就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战术、技术和兵器。他经常在《军事周刊》杂志上发表探讨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以至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经常访问这位年青的军官。他常常利用战术演习和兵棋推演的机会，发表自己关于战车将成为地面战场主宰的新观念。于是，古德里安逐渐有了名气。１９３１年，他出任摩托化部队总监部的参谋长。
１９３４年７月，德国组建了装甲部队，希特勒派古德里安为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系统地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军事理论，逐渐萌生了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各军兵种密切协同的战术思想，希特勒信奉的机动、攻击、迅速的“闪击战”理论，也为古德里安欣然接受。装甲兵总监这个职务，使古德里安得到了把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
１９３０年，德国的摩托化部队只有几辆
